1978年，改革開放的大幕徐徐拉開，改革率先從農村家庭聯(lián)產承包責任制開始，并以磅礴之勢迅速推向全國。1984年，改革的春風終于刮到吉林省延吉市小營鎮(zhèn)仁坪這個朝鮮族的邊陲小村，800多名村民迫不及待地開始分田到戶。第二年秋收時，村民們用拖拉機一車一車地往家里拉糧食。73歲村民崔忠實回想時仍然十分激動：

　　“地分到手之后，我天不亮就下地，不用別人催，自己給自己種地，必須得積極。”

　　包產到戶后農民種糧的積極性與改革開放前的“大鍋飯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今年56的村支書樸東哲：“還是大鍋飯的時候，一個月兩個月插秧，割地也是慢，就是一天稀里糊涂過就行，人均收入200塊錢300塊錢左右吧。”

　　茶余飯后坐在柳樹下納涼的村民，聊起的不再是家長里短，而是如何增產。1988年，仁坪村水稻每公頃產量由包產到戶前的12000斤增產到14000斤，人均年純收入增加到550元，但生活條件依舊困難。樸東哲：“80年的時候都是草房，全村有3家磚瓦房，磚瓦房也是很小。”

　　1992年，樸東哲接任村支書。當時村集體有固定資產38萬元，但同時也背負著此前因養(yǎng)牛而欠下的70萬元貸款。上任后的樸東哲多次參加延吉市委市政府組織的“農村干部培訓班”，從中深受啟發(fā)。樸東哲：“我們村是人多地少，一個人一畝地，只能是我們走以工代農，以城富農的發(fā)展思路。”

　　仁坪村位于我國邊境，臨近韓、朝兩國，附近還建有火車站和延邊州唯一的民用航空運輸機場。樸東哲憑此區(qū)位優(yōu)勢找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科學技術協(xié)會國際部，希望可以為本村引進外資。1994年，在州科協(xié)的協(xié)助下，仁坪村的第一個企業(yè)“延邊亞成建材有限公司”成立。樸東哲：“他們是51，我們是49，我們出廠房，韓國是出設備、技術，總共投資了300多萬，生產地暖管時，我們是全國首家。剛開始什么叫股份制企業(yè)，我們都不懂，所以我們聘請了專家做我們顧問，這樣我們慢慢有了收入。”

　　兩年后，仁坪村還清了70萬元貸款，還用剩下錢建了6000平方米廠房，用于今后的招商引資。1996年，仁坪村村民人均年收入達到7000元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，村里的年輕人逐漸有了走出去的想法，于是樸東哲和兩名村班子成員詳細了解出國務工政策后，又到銀行為勞務輸出的村民做了40萬元的擔保貸款。樸東哲：“97年開始組織勞務輸出，日本、美國都有，我們村人基本都去過了，這樣生活比較富裕。”
緊接著第二批、第三批村民陸續(xù)走出國門。今年71歲的趙松子也是其中一員，曾經在韓國打工15年：我是2000年去的，飯店、旅店什么活都干過，現(xiàn)在去的人一個月一萬多。

　　截止目前，仁坪村國外打工300多人，國內打工500多人，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，每年寄回的勞務收入有2800多萬元人民幣，占全村總收入的60%。

　　吉林省延吉市仁坪村從落后的邊陲小村一躍建設成擁有固定資產5000萬元的城鎮(zhèn)農村社區(qū)，用40年的櫛風沐雨寫盡歲月變遷。

　　2006年，國家對農業(yè)改革再出重拳，取消了延續(xù)2600多年的農業(yè)稅。這也促使在外打工的仁坪村民紛紛返村創(chuàng)業(yè)，農民專業(yè)合作社、家庭農場、種糧大戶等新型農業(yè)經營主體陸續(xù)出現(xiàn)，230公頃的高產水田開始整片流轉。樸東哲：“他們是規(guī)?；a，都掙錢了。08年的時候是1萬3千多，人均年收入，我們村民基本都已經富起來了。”

　　2008年，位于市郊的仁坪村被延吉市確立為西部新區(qū)，3年后100棟高樓在這邊陲小村拔地而起，加快了仁坪村向都市型新農村轉變的速度。樸東哲：“01年上華西村考察，回來以后，我們也想蓋樓房，可是上下水不行，想蓋也蓋不了。所以說還是城市的發(fā)展推動了我們村的發(fā)展，讓農民變市民，農村變社區(qū)。”

　　如今的仁坪村，成為了延邊州遠近聞名的富裕村，人均年純收入由1982年的300元增長到如今的2萬元，70%以上的村民住進樓房，開上了小轎車。每當夕陽西下時，仁坪村村民就會換上“七色綢緞”的朝鮮服裝，聚集在小廣場，留下“大長今”和“阿里郎”的歌舞。村民崔貞今：“我們家住樓房了，以前家庭生活很困難，現(xiàn)在挺好的了，非常滿意。”

　　40年櫛風沐雨。仁坪村從落后的邊陲小村一躍建設成擁有固定資產5000萬元的城鎮(zhèn)社區(qū)，經歷了劃時代的生活變遷。未來，仁坪村將會駛入全面發(fā)展的快車道，走出一條以城帶鄉(xiāng)、以工促農的發(fā)展新路子。


　　原文鏈接：http://www.jlradio.cn/html/4/2018/11/5/250523.html?from=groupmess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