借出去的錢如何能收回，別人家的房子擋了自家的陽光該咋辦，Q幣到底算不算財產，民事責任的年齡到底幾歲合適，頻頻收到的垃圾短信可否維權……一系列的法律問題，對許多人來講的確有點茫然無序。要是有民法典，這些問題都可能會清晰許多。3月9日，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的新聞發(fā)布會上，全國人大法工委的有關負責同志就民法典的編撰回答了記者的提問，明確表示我國將于2020年前完成民法典的編撰。這意味著我國由民法通則所統(tǒng)領的民事單行法律法規(guī)的時代，將逐步完成其歷史使命，從而開啟了中國的“民法典時代”。
對成文法國家而言，民法典之所以重要，不僅僅是因為民法典牽涉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，民眾的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都離不開民法；還因為民法典本身也是一國立法水平的集中體現，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，是形成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必然要求。
在我國的法治實踐歷程中，曾先后于1954年、1962年、1979年、2001年都提出過編撰民法典事宜，但因為種種原因的掣肘，一直未能實現民法典的編撰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“加快民法典的編撰”，今年的兩會則進一步明確了民法典編撰的進度及相關問題，已經為民法典的編撰提供了清晰的路線圖。
根據有關統(tǒng)計，民法通則的法律規(guī)范得到司法適用的不超過十條，這也是民法通則已經大大落后于社會現實，已經不能回應和滿足民眾的權利吁求。這或許也很好地表明，我國民法典編撰已經到了時不我待的立法時刻。
無論是基于理論還是基于實踐，民法典的編撰都是非常重大、浩繁和復雜的立法工程。就其本質而言，民法典是民眾權利的集中體現，因此而被譽為“百姓的權利寶典”。在民法典當中，民眾擁有哪些民事權利，需要承擔哪些民事義務，民事責任的承擔需要怎樣的法定條件等等，都是民法典的主要方面和重點內容。正是因為如此，引起的熱議也是前所未有的，有的呼吁民法典的總則適當寬泛，有的呼吁各個篇章需要更為具體明確；有的提倡借鑒法國模式，有的提倡仿照德國民法；有的建議法典與單行法律法規(guī)并行，有的建議法典既出、單行法律當廢……個中的爭論，既有理論難題與路徑選擇，也有實際難題與個人偏好。
與民法典編撰相伴隨的是，種種現實的熱點問題亟需法律解答。有的是關于民事權利主體的，比如胎兒的權利要不要保護，如何認定法律意義上的“胎兒”；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，因為獨生子女、社會流動等緣故造成的老人監(jiān)護困境如何解決。有的是關于財產形態(tài)的，個人財產、共有財產、集體財產、國家財產如何實現有效保護，實物、知識產權等智力成果、虛擬財產等如何從法律上加以界分和保護。有的是關于民事責任年齡的，承擔民事責任的年齡定在六歲還是十歲合理，其背后的理由是什么，能否充分適應社會發(fā)展的現狀。有的是關于社會團體法人的，比如商會協(xié)會的法人地位、財產與責任承擔……，幾乎相關民眾都有基于自身立場的觀點和吁求。這些問題和熱點，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，可能演變成新的問題和熱點，也可能衍生出更多的形態(tài)，民法典的編撰無疑非常有、也應該有更好的前瞻性。
在眾多充滿真知灼見的爭論之中，我們對那些呼吁民法典為民眾的權利預留更多空間的見解深表贊同。精心編撰的民法典，既是民眾權利的堅實保障，也是民眾安全感和確定感的深厚源泉。通過權利法定的方式，擴充和確定民眾的民事權利，既是社會治理模式的重要轉換，也是法治實踐本身的要義所在。為民事權利預留更多、更大空間，讓民法典不僅成為未來社會發(fā)展的重要規(guī)范，而且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塑造未來社會發(fā)展和社會治理的善治模式。正是在此種意義上而言，民法典看起來規(guī)制和指引的是人們的家長里短、衣食住行，其背后鋪就的則是一條國家長治久安的康莊大道。（李迎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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